肺癌是最常见的肿瘤类型，容易发生对侧肺，骨和脑转移。我们在2015年11月报告了一名44岁的女性，被诊断患有多发性转移性肺癌。在清除脑部转移瘤后开始了口服靶向药物改善，大多数病变在28个月内保持稳定。
2018年3月，发现颅内多发转移以及第三脑室和侧脑室积水，以及骨，肾上腺，肝转移。氢气单药改善一个月后开始控制肿瘤。4个月后，多发性脑肿瘤的大小明显减少，第三脑室和侧脑室的脑积水量明显减少。
一年后，所有脑瘤都消失了，肝，肺转移无明显变化。这些数据表明，在标准改善失败后，氢气单一疗法可有效控制肿瘤（尤其是脑部肿瘤），并延长了生存时间。
研究背景：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全球第二大最常被诊断的肿瘤，并且是与癌症相关的死亡的主要原因。
关于NSCLC的转移，有一些优先部位（骨34.3％；肺32.1％；脑28.4％；肾上腺16.7％；肝13.4％）。在所有病例中，NSCLC转移至大脑的比例为10％至25％。这种类型的传播会导致明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据报道5年生存率为3.6％。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未观察到NSCLC转移至大脑的患者的5年生存率有显着变化。患有脑转移的NSCLC患者的短期生存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疗法。由于血脑屏障，标准化学疗法无效。放射改善和神经外科被认为是局部改善方法。种分子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被认为是全身疗法。
在2018年，Wang等人7报道了将不同浓度的氢气输送到两个用于肺癌细胞的培养系统中（A549和H1975）。他们发现细胞分裂，迁移和渗入组织的能力被显着抑制，并且细胞凋亡得到了加速。
另外，用氢气改善肺癌荷瘤小鼠4周，肿瘤体积减少了25％。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氢可以降低肺癌细胞中3号染色体（SMC3），SMC5，SMC6的结构维持表达。
同样在2018年，Akagi和Baba 8报告了IV期结肠癌患者的氢气单一疗法的结果。他们发现，持续吸氢会降低患者血液中程序性死亡（PD）-1 + CD8 + T细胞亚群的比例，并在几个月后降低约60％。经过3年的随访，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显着延长。
在这里，我们报告了一名诊断为NSCLC和多处转移的44岁女性。切除颅内转移瘤并进行靶向药物改善后，结局良好，但经过28个月的改善后，NSCLC转移了（脑，小脑，肺，肝，骨骼和肾上腺）。
根据上述文献，她接受了氢气吸入，并且脑转移在4个月后消失了。改善1年后未发现颅内复发，其他转移部位保持稳定。
案例介绍
2015年11月，一名44岁的妇女因站立时头昏眼花和不稳定而入院。通过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颅骨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我们在左颅腔和右肺中发现了多个肿瘤。
颅内肿瘤切除后，病理研究提示转移性肺腺癌。基因测试表明第19外显子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发生突变。她开始服用吉非替尼片（Iressa™，250 mg，每天一次）。直到2017年6月，颅内和肺部肿瘤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图1）。
图1.改善前后头部的脑后MR成像。2015年11月，该患者被发现患有脑转移（左4.4×3.1 cm）和小脑转移（右4.0×3.1 cm）肺癌。切除和靶向药物改善后，在19个月后没有复发转移。实线箭头=脑转移；空心箭头=小脑转移。
2017年9月进行审查时，该病已进展。开始培美曲塞和厄洛替尼的组合，并再次控制肿瘤。颅内和肺部肿瘤于2018年3月再次进展，针对性改善方案已调整为盐酸可替尼（125 mg，tds）。
2周后，患者突然主诉呼吸困难和说话困难。头部的增强MR成像显示左颅腔内有多个结节转移。第三脑室和侧脑室积水，最大病变位于额叶（1.9×1.4 cm）（图2A））。
计算机体层摄影术显示，右肺上叶病变扩大（1.2×0.6 cm），右肺下叶，纵隔，肺门（1.7×1 cm），第七胸廓处发现新转移灶脊柱和左肾上腺。患者拒绝放疗和脑部手术，签署了氢改善的知情同意书，并同意公布该病例。
图2吸氢前后头部的脑后MRI。（A）在2018年4月，该患者的脑部（左侧为两个较大的肿瘤，分别为2.5×3.0 cm和2.4×2.8 cm）和小脑（右侧为1.3×1.8 cm和1.2）具有多个转移灶（白色箭头）×0.7厘米代表两个较大的肿瘤）。
而且，第三脑室和侧脑室扩张并积水。（B）吸氢4个月后，肉眼可见的所有肿瘤均消失，心室形状恢复正常。（C）吸入1年后（2019年4月），未发生复发。
从2018年4月开始，患者开始吸氢并且在此期间未接受其他改善。氢氧雾化器通过水电解产生3 L / min的氢气。通过气相色谱法测量，所产生的气体由67％的氢气和33％的氧气组成。使用特殊的口罩，患者每天在休息时继续吸入氢气3-6小时，即使症状明显缓解也没有中断。
4个月后，大多数脑转移消失了，第三脑室和侧脑室的脑积水量均减少了（图2B）。1年后，所有可见的脑肿瘤均消失，肝和肺的转移无明显变化（图2C））。
患者开始进行氢单药改善前，癌胚抗原（CEA，29.44 ng / mL），碳水化合物抗原-125（CA125，153 U / mL）和细胞角蛋白片段抗原21-1（CYFRA21-1，12.1 ng / mL）的水平升高。
在改善4个月后，这三种标志物的血清水平持续下降（分别为21.6 ng / mL，83 U / mL和8.5 ng / mL），并且在改善1年后接近（但仍高于）参考范围（分别为12.3 ng / mL，61 U / mL和5.9 ng / mL）（图3）。
图3氢吸入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每个图中的红线和下部区域代表正常范围。缩写：CEA，癌胚抗原；CA125，碳水化合物抗原125；CYFRA21-1，细胞角蛋白片段抗原21-1。
讨论区
通常，NSCLC细胞倾向于转移到大脑，骨骼和肾上腺，腺癌转移到大脑，鳞状细胞癌则转移到骨骼。确切的归巢机制以及癌细胞与这种新基质的通讯方式尚不清楚。
NSCLC细胞的脑转移与各种信号通路密切相关，其中一些涉及氢气的参与。2013年，Bleckmann等[ 9]报告说，在Wnt途径中，T细胞因子（TCF）/淋巴增强因子（LEF-1）在转移至大脑的人肺腺癌中独立于β-catenin发挥作用。
2014年，Kafka等[ 10]报道了腺癌脑转移中小鳞状（DVL）-1，DVL-3，E-cadherin和β-catenin的表达改变，这再次表明Wnt信号传导的重要性。Lin等11（2016年）首次证明氢气抑制Wnt /β-catenin信号的异常激活。
EGFR和MET是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受体之间的串扰，已在转移到大脑的腺癌中报道。这不是直接的相互作用，而是通过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MAPK）激活发出信号。
2017年，Yang等人13发现，含氢盐水可以减少心脏纤维化大鼠模型中p38 MAPK和Smad2 / 3的磷酸化。
2019年，Guan等人14报告说，氢气可以通过抑制p38和c-Jun N末端激酶（JNK）的氧化应激依赖性激活来缓解慢性间歇性缺氧引起的肾脏损伤。Zhang及其同事在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实验中也证明了相似的结果。
Han等人的研究表明，sirtuin（SIRT）1在脑转移中高表达，[ 16]几位学者已证明氢可以在不同模型中抑制SIRT1信号传导。17 - 19这些研究表明，氢气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脑转移的唯一的改善效果。
几项有趣的研究集中于比较原发性肺癌与转移至脑部和骨骼之间的基因组变化。假设是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克隆多样性。
在我们的患者中，脑转移与其他肺外转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很可能是由于不同转移位点的克隆多样性所致，导致对氢吸入的敏感性存在显着差异。
与许多专注于单个基因/蛋白质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一样，可能会发生选择偏倚或过度解释。沉等发现与其他肺外部位相比，脑转移中与转移相关的肺腺癌转录本1（MALAT1）的水平更高。
一项类似的研究搜索了脑转移基因，并发现了上皮-间质转化（EMT）的调节剂。前B细胞白血病同源盒（PBX）调节蛋白1（PREP1）的过表达会触发EMT，而PREP1下调会抑制EMT的诱导，以响应转化生长因子-β的表达。
PREP1调节对SMAD3的敏感性，并诱导Fos相关抗原（FRA）-1的表达。肺肿瘤细胞中PREP1触发的间充质变化需要FRA-1和PBX1。PREP1诱导的EMT与肺部定植增加有关，并且已在人脑转移中发现PREP1积累。
当研究激活素受体样激酶重排的腺癌时，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1基因的扩增与脑转移密切相关。尽管在那些情况下内脏转移更多，但腺癌脑转移中FGFR1扩增的频率是原发肿瘤的五倍。
此外，CXC主题趋化因子受体（CXCR）4似乎在脑转移中起作用。已显示CXCR4蛋白在有脑特异性转移的患者中高度过表达，但在有转移至其他器官的NSCLC患者和无转移的患者中明显较少。
同样，据报道，在脑转移瘤中，整合素和金属肽酶结构域9（ADAM9）的表达相对要高于原发性肺肿瘤。ADAM9通过促进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介导的CUB结构域蛋白1的裂解，调节肺癌细胞向脑的转移。
我们是第一个报告氢对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疗效的研究。我们的患者吸入氢可以存活超过1年，并且诸如血清肿瘤标志物等指标正在不断改善。
我们探讨了氢抑制该患者NSCLC脑转移的可能原因（例如Wnt /β-catenin信号传导，MAPK和SIRT1的TCF / LEF-1和DVL-1 / 3），并提出了信号传导表达的差异脑转移与其他肺外转移之间的分子（例如MALAT1，EMT，PREP1，FGFR1，CXCR4和ADAM9）。
吸氢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的患者进行改善。例如，氢通过降低环氧合酶2的活性或激活抗凋亡蛋白激酶B的表达来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氢还可以抑制促凋亡因子（如JNK和caspase-3）的表达。氢吸入能下调各种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包括白介素（IL）-1β，IL-6，肿瘤坏死因子α，细胞内粘附分子-1，高迁移率族框-1，核因子-κB和前列腺素-E2。
上述机制是否与氢的改善作用有关，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下面几个真实案例来自《氢气控癌-理论与实践》
肺癌伴脑转移
一个47岁女性患者，患上晚期肺癌伴脑转移，预期生命半年，如今已生存3年，而且，愈活愈好；
她接受了长达17个月的化疗和30余次放疗，期间CT随访，一次显示“稳定”，其余都显示“进展”、“明显进展”；
她的肿瘤是腺癌，无EGFR突变，但有极少见的ALK阳性，自服无批号的“克唑替尼”，一个月后脑出血，抢救后生存下来；
无奈之下，只能“换道而行”：坚持吸氢，每天吸8-10小时。症状逐步改善，CT上肿瘤缩小。迄今吸氢已一年余，虽然肿瘤仍存在，但自我感觉“完全正常”，是为“与癌共存”
徐克成教授说：我看了医院CT报告，结论是“与3月份CT相比，明显好转”。我看片子，肺内肿瘤、肺门淋巴结和脑内转移瘤仍然存在，但确实减小了。
我紧紧握住王大姐的手，说：“祝贺你。你这个经历和结果，给我太大支持了！”我讲的是支持我提出的“与癌共存”理念。
王大姐眼睛湿润了，说：“一年前在ICU抢救时，医生说我生命只有几十天，我丈夫将我的寿衣都准备好了。“她指着老邵夫妇说：“没有他们，我早就‘完’了。是他们，让我在去年6月6日开始吸氢！”
老邵夫妇和王大姐是中学同学。老邵太太说：“那时，看到她那样子：不能吃，不能走，头痛的哼个不停，我们心如刀绞。”他们知道没有更好办法，就从上海朋友处借来一台“氢氧气雾化机”，送到她家，让她每天吸至少6个小时。
老邵是氢气“发烧友”，他原来是学习化工的，近年迷恋上氢，申请了5项有关氢气应用的发明专利。他曾给我看一张照片，上有一对水仙，左边的低矮无花，右边的高出一倍，花蕾鲜艳耀人。原来左边的水仙是浇自来水，右边的是浇“富氢水”。
我问：“王大姐不是服用克唑替尼了吗？”她的ALK阳性，克唑替尼应该是特效。
王大姐说：“我是去年5月份开始服克唑替尼，一个月后，咳嗽好些了，但头痛反而加重了，发现脑肿瘤出血，生病以来最危险的就是那个时候。后来医生告诉我，克唑替尼对脑转移没有效果。”
她拿出一个药瓶，标签写着“克唑替尼”，再有钢笔手写的“270 mg´60“，没有批号，没有产地，没有日期。王大姐说：这是黑市上的“原料药”。她有些难为情的说：“没有钱，只能吃这种药，也不知道是真药还是假药。”
老邵告诉我们：吸氢3个月后，9月6日，王大姐做了CT复查，结果显示肺癌和转移淋巴结都缩小了，原先的右侧胸腔积液和心包积液都消失了。唯一令人不安的是脑转移瘤“新长了一个”。
老邵他们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叫她延长吸氢时间。“她很好，每天吸氢10小时以上。脑子跟外界可能有隔膜，氢气进到脑内可能更需时间。”老邵笑着说：“我不是医生，说错了，你不要笑话。”
“你说的有道理。脑和血液之间有天然屏障，叫血脑屏障。克唑替尼为什么对脑转移没有效，就是因为透不过血脑屏障。氢气分子小，也许能透过这种屏障。”我解释道。
“那你认为是什么让你的病情出现转机？”我问，想从她那复杂的改善过程理出头绪。
“是吸氢，氢气，肯定是氢气，毫无疑问。”王大姐讲得很坚实，语气带着感恩，继续说：“吸氢一周后，我就能吃饭，2周就能站起来、上街买东西，头也不痛了。”
苦难的改善经历
王大姐如今47岁，几年来一直经营棉布店，既卖也加工窗帘，她既是老板也是员工，一个月仅能赚几千元。丈夫在外做物流，赚钱也不多，有一对儿女，都在上学，小家日子过得清贫，倒也温馨和谐。
2015年9月王大姐突然干咳，并愈来愈重。9月21日她到东营医院检查，先做胸透，又做CT。几个小时后，她拿到检查报告和CT片，放射科医师叫她去看肿瘤科。
肿瘤科？她有点慌了，马上看报告书，上面写着“右肺癌伴肺门、纵隔和左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右下肺癌性淋巴管炎、脑右枕叶异常强化结节”。她心里真的慌乱了，感到灾难降临，眼泪扑簌扑簌大滴大滴流下来。
她住院了，做了支气管镜检查，镜下取活检，结果显示：腺癌。9月29日开始，接受化疗。3周后，丈夫从外地赶回来，第二天带着她，乘上火车直奔北京。等了几天，好不容易住进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
几天后，她开始接受化疗。从2015年10月21日到2018年2月8日，先二药联合，再单药维持，再换另二药联合，再单药维持，前后持续17个月，然后接受放疗，48天内共作32次。期间，化疗后8个月复查CT，显示“稳定”；2个月后再做CT，显示“明显进展”；5个月后CT和MR随访，显示“进展”合并“脑出血”……
我看了东营人民医院提供的病史摘要，列表如下——
王大姐说，2016年7月7日，她看到CT复查结果，医生告诉她“稳定”，她好开心，虽然她的头发全部掉了，化疗后呕吐一度让她痛不欲生，但医生说“稳定”就是成功，她似乎看到了希望。
“怎么那么快就进展了？”王大姐指的是9月7日即2个月后复查CT，显示“明显进展”，“化疗吃了那么多苦，最后还是进展，太伤心了。”
换道而行
王大姐问的是一“共性”问题。像她这样的晚期肺癌患者，按文献报告，中位生存期不会超过一年。唯一改善就是化疗和放疗。她接受的这些改善都是很“正规”的，也是符合“指南”的。这些改善能延长中位生存期，但最后结局仍是“进展”。所以“中位生存期”也称为“至进展生存期”。王大姐化疗后“稳定”，就是处于“至进展生存期”中。从2015年9月开始化疗至2017年5月“进展”，患者生存18个月，这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
幸运的是，她的ALP阳性。ALP全名是间变淋巴瘤激酶。由于染色体倒位，一种叫棘皮动物微管相关类蛋白4（EML4）的基因与ALK基因发生重排（EML4-ALK），促使肺癌发生和进展。主要发生在非小细胞性肺癌，发生率3%－5%。有这种重排基因的人容易脑转移。王大姐发病时就有脑转移。克唑替尼是一种针对ALP阳性肺癌的靶向药，有效率40－50%，可延长患者中位生存期到12个月，但由于难以透过血脑屏障，对脑转移无效。据说已经开发出第三代ALP靶向药，叫Lorlatinib，能透过血脑屏障，正在接受3期临床试验，但对于王大姐来说，这是可望不可求了。
要让王大姐这样的患者长期活下来，而且有质量的活下来，改善必须“换道而行”。要换思路。不在于肿瘤是否消失，而在于患者整体健康，就是“与癌共存”。
新疆陈女士的肺癌
我看了她的病史。2015年11月下旬，她因头晕、站立不稳到新疆某医院看病，CT和MR1检查显示左侧小脑占位性病变，2015年11月27日接受脑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转移性肺腺癌，基因检测显示EGFR 19号片段突变阳性。
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接受全脑放疗，共18次。2016年4月20日，肺部CT显示右肺上叶占位性病变。服用易瑞沙（吉非替尼片），至2017年9月，疾病进展，接受培美曲塞+厄洛替尼联合改善，因出现Ⅲ度骨髓抑制，2017月10月13日停止化疗，继续口服厄洛替尼靶向改善。
2018年3月6日，头部MRI检查显示：左侧小脑半球术区残腔边缘出现异常强化结节；左侧额顶叶原病灶边缘结节样强化显著，提示病变进展，有新发转移瘤。CT检查示：右肺上叶病灶较前增大；右肺下叶内基底段结节，较前增大，考虑转移瘤；纵隔、肺门多发淋巴结，部分较前增大；左侧肾上腺转移性结节，较前增大。改为口服盐酸埃克替尼，20天后因副作用患者自行停服。
她于2018年4月来我院住院，呼吸困难，胸闷心慌，说话不连贯，行走困难。入院诊断是：右肺上叶腺癌cT2aN2M1bⅣ期伴脑转移。她有脑水肿，此后的一周，她接受脱水改善后，讲话变得清楚了。
她没能接受特殊改善，出院时，我建议她回家后继续口服AZD9291，同时坚持吸氢，每天至少6小时。我要她经常向我们通报病情，并答应她，几个月之后一定去新疆看望她。
近两个月，她每隔几天就给我的秘书天雨发微信，说“好多了”，希望我们去新疆，“葡萄熟了，好香好甜呀，快来吃葡萄”。
天雨刚进客厅，陈女士就与她拥抱，脸上的笑容像一朵灿烂的花。甜，甜中带酸，葡萄那特有的芬芳，清香扑鼻、沁人心脾。
我端详着陈女士，她看着我，笑着说：“怎么样？徐医生，我变好了吧？”说着，在房间里走动起来。我上前拉住她的双手，试试她的肌力：好有力气！又给她做了“对指试验”：协调能力基本正常。又检查她的眼球运动，做了“鼓腮试验”，没有发现相应的颅神经功能异常。
我看了她从2015年10月至2018年8月先后5次的CT和MR1片。2018年8月27日MR1显示脑部转移灶明显缩小，CT显示右肺占位性病变基本稳定。
“我服用的9291是从网上买的‘原料药’，不清楚是否有作用。”陈女士说，“正规药太贵了。”
她告诉我们，实际上她从2017年10月就开始吸氢，用的是氢氧气雾化机，初期不是每天都吸，真正吸氢是2018年4月份从我院出院以后，每天6～8小时，除了白天外，晚上临睡觉也吸。“常常吸上几分钟后就睡了。”她说，自从吸氢后，从来没有失眠，而以往常常头痛，难以入睡。
上海老王的非小细胞肺癌
那是2017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上午，老王哈哈笑着，快步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化验单和一叠CT片，连连说：“这是真的吗？真的吗？”
我看到化验单上显示肿瘤标志CA153已降至正常范围内，CT上左肺原先的肿瘤已不复见到，报告书上写着“未见明显肿瘤证据”。
老王患非小细胞性肺癌已八年，刚发现时就有骨转移，EGFR有突变，给予TK1抑制剂特罗凯后好转，但不到一年就出现耐药，又用另一种抑制剂，不久也发生耐药。
2016年8月，他千里迢迢来到我院，当时左上肺的肿瘤已长至8厘米。在我院先后给予冷冻消融、胸腔镜下手术，去除了80%的肿瘤，对于残存肿瘤，给予非特异性免疫改善。
他回到老家休养，本以为他活不过来，但出乎意料，他的肿瘤竟然消失了，这是真的吗？我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看他带来的化验单和CT片，均是上海胸科医院检查的，不但“真”，而且“实”！记得当时我们都十分兴奋，让我院的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分享那快乐时刻。
老王的肺癌在2018年又复发了。很奇怪，复发的肿瘤不在肺内，而长在颈部淋巴结，就是淋巴结转移。肺癌尤其腺癌，其特点是“异质性”，即癌细胞群里有很多不同基因型。老王的淋巴结转移实际上是长出了另一种癌。
转移瘤长得很快，初时如黄豆大，不到一个月就长到核桃般大，左侧颈部红肿发亮发热。他的颈部像被肿瘤“冻结”住了，转动都很困难，疼痛不已。做了细菌培养，阴性；试验性用了抗生素，未见反应。
这是典型的炎性癌症或者叫癌性炎症。实际上，有一种学说就认为：癌肿是一种未愈合的炎症伤口。
癌细胞是正常细胞在自身遗传缺陷或微环境影响下，在复制过程中基因突变而形成的“叛徒”。癌细胞产生数＝细胞分裂次数×每次分裂产生突变基因数。因为炎症，器官细胞损伤会增加，细胞分裂次数增加，突变发生也会增多，癌细胞形成即增多。因此在理论上，控制炎症有助于控制癌症。
老王忧心忡忡，想与我再次促膝谈心。两年前，正是一次促膝谈心，给他定下“非特异性免疫改善”的决策，才有了前述2017年元月2日那次“分享快乐时刻”（见《践行中国式控癌》125～132页）。
我去到他的病床边，坐下来。老王眼睛湿润了，紧紧拉住我的手不肯放开：“救救我呀，你已让我多活了不止两个8个月了。”他2016年来我院前，有人估计他只能活8个月，现在已生存18个月了。
王：“教授，我还想活上至少8个月呀！两年前，你救了我，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不想再化疗了。”
徐：“建议再取组织做基因测定，看有无新的突变，必要时再用靶向药。”
王：“已经做了，没有查出新靶点。靶向药用了几代了，没有多大效果。听说氢气能控制癌症，这是什么原理？”
徐：“全世界都在探索和研究，目前作为一种‘自然康复’和控制手段。”
我介绍了炎症与癌症、炎症与自由基的关系。按照自由基学说，许多致癌因素，包括吸烟、污染环境、化学药物、辐射、慢性感染、肥胖等，可促使机体产生毒性活性氧自由基，尤其是羟基。羟基自由基很不稳定，能不分青红皂白、无选择地迅速与大多数生物分子起反应，引起细胞核内DNA突变，或引起线粒体能量代谢异常和线粒体DNA突变，进而导致癌细胞生长和进展，尤其促发转移。
王：“那消除自由基不就能控制癌症？我吃了不少保健品，包括大剂量维生素C、E，还有从国外买来的抗氧化剂。”
徐：“一般的抗氧化剂不一定有效。几年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发表一篇简短论文，两位博士报告，有的抗氧化剂不仅对癌症无效，反而能促进肿瘤生长。”
王：“是吗？可这些保健品的说明书上清清楚楚写着能抗活性自由基呀。”
徐：“活性自由基不都是坏的。正常细胞会生成诸如过氧化氢之类的氧化物，这些氧化物对于人的正常代谢是必要的。一般的抗氧化剂可以把这些正常的氧化自由基也消除掉，干扰人的能量代谢，特别是线粒体的功能，这显然是有害的。”
王：“那氢气呢？我看了不少文章，说氢气是抗氧化剂。”
徐：“是的。氢分子具有其他抗氧化剂所没有的特点：第一是高特异性，只抗毒性活性氧，例如羟基，对正常自由基不影响；第二是高通透性，氢进到体内，无处不去，可自由进到细胞内线粒体和细胞核，也能透过血脑屏障，对脑内病变特别有效。氢分子医学的建立就是从日本太田教授发表氢分子减轻脑梗死的论文开始的。”
王：“那会有毒性吗？多年生病，让我对药物的副作用害怕得不得了。”
徐：“氢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高安全性。我们每个人大肠内的细菌无时无刻不在产生氢气。美国一位专家测定，正常人饭后一天最多产生氢气1200多升。”
王：“哦，我理解了。那有关氢气控癌最早的论文是何时发表的？”
徐：“1975年，第一篇氢气控癌的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报告应用高压氢气成功改善了皮肤鳞状细胞癌。”
也许是几十年当领导培养出来的素质，老王对任何一种改善方法的应用都慎之又慎，例如他早已从国外购买了PD-1抑制剂，但他看了EGFR突变者应用这种药物“要慎重”的文章后，一直未用。
虽然氢气不是药物，而是一种“自然之物”，但老王还是亲自访问了好几名在家吸氢的癌症患者。最终，他借来一部氢氧气雾化机，每天在家中至少吸氢氧混合气体4小时，内含氢66.6%，氧33.4%。
我终于鼓起勇气给老王发去信息，问他颈部瘤子怎样了。两个小时后，他回了电话，连说“感激不尽”，接着说了病情：颈部共有三个“头”（转移淋巴结），其中一个已消退，另两个原先渗血，近一周在逐一消退。
他吸氢两个多月了，我要他坚持下去，他爽快回答：“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又说：“教授，非常谢谢你，也许我又有救了！”声音有些沙哑，估计是转移淋巴结压迫了颈部神经所致。但从他的笑声和讲话中透露出来的情绪可以判断，他一定可以活下去，而且不止他期望的“8个月”。
在这篇文章完成5个多月以后，突然传来消息：“老王病情加剧，凶多吉少。”问家属为什么，家属回复：用了PD-1抑制剂，“副反应极大，一下子打垮了他”。
不久前，《柳叶刀》报道抗PD-1疗法的并发症，多数患者并发免疫性炎症，有101例并发严重心肌炎，病死率高达46%，其中PD-1抑制剂单用者，病死率为36%，接受PD-1抑制剂联合伊匹木单抗的患者，病死率高达67%。
怎么这种并发症偏偏落在老王身上呢？
我翻出他在我的办公室拍的照片，想起几年来曾反复对他说：不要希望“根除”，只求“与癌共存”；不管“肿瘤”多大多小，活下来才是硬道理。他曾经对用PD-1有顾虑，也许“神药”的宣传最终让他心动了……
上内容摘自《孙学军 氢思语》，仅限于知识科普，不代表对本公司产品的宣传。
